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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云耕:回忆我的老领导黄菊同志

发布时间:2019-08-04  来源:互联网    编辑:匿名  

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,我突然想起苏联的著名作家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:人生最美好的,就是在你停止生命时,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。我觉得把这句话献给黄菊同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

病房里,护士很专业地对遗体进行了保护性护理,覆盖上白床单,放上鲜花,又手脚麻利地把病房内的抢救器具、医疗药品一一撤出。我们向黄菊同志遗体默哀鞠躬,每人献上一支黄花。凌晨3点,遗体被推离病房,我告别余慧文同志及其家人,离开了医院。这天是星期六,天还没亮,街上还没有行人,黄菊同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,捐献了遗体,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2002年,市委明确我负责区、县的换届工作。在商议区县领导班子状况和干部思想时,我发现黄菊同志掌握的信息和情况常常比我们多,不少是组织部门也没有掌握的。黄菊同志跟我说,选拔和任用什么样的人是干部工作的导向问题。他说,我们要培养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。政治家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、政治追求、政治品格和政治胆略,而政客则无终身追求的理念,搞实用主义,投机取巧,应付眼前,功己罪人。在谈到一些因年龄原因,或因干部结构等原因要重新调整工作的干部时,他充满感情地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佳的工作年龄段,这是自然规律。但这些老同志他们在上海10多年的发展中,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,为上海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,一定要安排好,尽量多做“加法”,少做“减法”,使退下来的干部心情舒畅,使在位工作的干部不感到心寒。黄菊同志的这些讲话精神,我在换届工作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下去。

当前,北京已经进入减量发展新阶段。减量发展不是减少发展,而是通过减量、减负,实现创新发展、可持续发展,更加突出创新驱动,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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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步小岗村,人们不时闻到桂花香,这缕缕香甜,正如小岗村人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好日子那样甜美。

约一刻钟后,我们又返回廊桥,此时机上客人已陆续离去,余慧文同志一行步出机舱。黄菊同志的晚辈双手敬捧遗像和灵盒,亲属们紧随其后。我的心情十分复杂,我在市委工作期间,曾多次在上海机场迎送过黄菊同志,彼时彼景还在眼前,今天已物是人非,很是心酸。余慧文同志见面就说:“今天老天爷非常帮忙,一切顺利,飞机提前了25分钟到达上海。”尹弘同志和余慧文同志一行握手问候,分别登车,径直开往福寿园。福寿园位于上海青浦区,在这个陵园里安葬着章士钊、蔡元培等数百名中华各界名人,包括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、李立三等同志,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同志夫妇也安葬于此。黄菊同志灵盒将在此落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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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10月2日晚,马朝晖在翼城县紫藤巷2号的家中惨遭杀害。警方的尸检报告显示,被害人身中49刀,脖颈处约4/5离断,也就是说,死者头颅与躯干之间只剩下部分表皮和软组织相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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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充分发挥审查逮捕、起诉职能。2013年至2017年11月,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502688件619402人,起诉558171件692684人。其中2017年1至11月,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85791件102895人,起诉102284件123399人,继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。

黎君所说的案例更夸张,玛咖成熟季节,丽江宁蒗一家公司只回收玛咖苗数量的20%,另一家只回收了1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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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菊同志,我们永远怀念您!

党的十六大上,黄菊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在即将离开上海前,他到办公室清理文件、资料,秘书帮助整理收拾书籍,准备腾出办公室。市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闻讯赶来,依依不舍地与黄菊同志话别,临走时还不忘拍上一张合影,留作纪念。我的办公室与黄菊同志的办公室在同一楼面,间隔一室,当然也参与了话别,这些场景历历在目。

黄菊同志每天晚上办公,除了批阅一些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外,大多是找干部谈心,同时也是谈工作。经常有这种情况,他在办公室里正与一位同志谈着,对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已有其他同志等候着,有时一个晚上要谈好几批。他找干部谈的面很广,有党委、政府部门的,也有人大、政协部门的,还有一些离、退休干部。党的路线确定以后,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,我发现这是他当了市委书记后,工作对象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大转变。当市长时,黄菊同志更多的是关心经济和社会发展,当了书记后,他的精力和注意力不仅于此,更多地关注了党务工作和干部工作。他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实情和干部思想动态,了解得很深,这得益于他平时与干部们广泛深入的交谈。

王富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,和王威一起被评为驻村扶贫工作标兵的共70人,全部得到提拔重用。

10月6日12时30分,胡志耘与张保佑、毛文娟等7人驾驶着残疾人专用车,穿着印有“自强服务总队”的鲜红色服装,在钱塘江边的彭埠大桥(钱江二桥)边汇合,开始当天的喊潮。队员们先从彭埠大桥出发,一路行驶至九堡大桥,沿途向游客讲解钱江潮的危险、提醒观潮者,全程耗时27分钟。

我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之后,与黄菊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,有一次闲聊时,他对我说:“我这个人有个缺点,做事不会举重若轻,相反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,做什么事都唯恐不落实。”如今想来,这既是黄菊同志的谦虚之言,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。他的这种“举轻若重”的性格和作风,是一种对党的事业极端忠诚、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,也正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美德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上海青浦福寿园已经精心布置了一间肃穆的灵堂,我凝视炯炯有神的黄菊同志遗像,感慨唏嘘,双手颤栗着献上一束黄绸结,喉底深处冒出了一句:“黄菊同志,您终于回家了。”余慧文同志站在灵台旁,面对着黄菊同志遗像,接过我的话,深情地说:刘云耕同志来接你了,当年在北京也是刘云耕同志来送你走的……

紧接着,2016年启动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,鼓励研究机构和人员开展药物研发;在优化审评机制方面,CFDA发布新的优先审评审批的药品类别,鼓励和加快创新药以及有重大临床价值的药物研发。

其实黄菊同志的这个心愿早在1998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上就曾说过,他读了《解放日报》意在破世俗偏见、树文明新风的一组文章“母子捐遗体,风波骤然起”后,心情很不平静,特意请了卫生局长和市红十字会领导,表示坚决支持和倡导社会文明新风,身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,随即他就与上海红十字会签约。同年5月9日的《解放日报》上还刊登过黄菊同志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。

回想我和黄菊同志第一次见面,那是在1993年7月。那时我刚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,市委主要领导与我进行任职谈话后不久,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的黄菊同志也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。黄菊同志有两处办公室,市长办公室在中山东一路12号,那是市政府所在地,市委副书记办公室在康平路165号,简称“康办”,那是市委所在地。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的同志有时也把这两处按地理位置简称为“东边”和“西边”,大家一听就明白了。那时“西边康办”那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十分简陋,走楼梯时地板会吱吱发响,市消防局已将那栋楼定性为危房。我们当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与市委书记、副书记的办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,约20平方米。我的办公室在三楼,底下正好是黄菊同志的办公室,记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,屋顶漏水,直往地上滴,我怕水渗到二楼黄菊同志的办公室,请服务员拿来一只大脸盆盛接滴水,满了就倒在厕所里。那栋楼在1997年初已经拆除,原地建造了现在的市委办公厅大楼。

黄菊同志语气平和,言辞平实,足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拿着市委办公厅刚发给我的深绿封面的笔记本,唰唰地记着。主要是他讲我听,有时我觉得还没听清楚,会插上几句问个明白。那天他讲了三层意思:一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种安排以前没有过,这是一个尝试,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稳定因素的协调处理统到一位副秘书长身上,防止扯皮。希望我不辜负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希望,做好这项工作。二是详细罗列了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十五个问题,其中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,也有发展中冒出的新问题,要我高度重视。三是把各位副市长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绍,还有市政府的各种例会,如:每周的市长办公会、每月的专题会以及市政府扩大会议等。并告诉我,他本人每逢周一、三、五上午都在市政府办公,其他时间都在市委办公,随时可以找到他。我那时刚从基层调到市里,对高层工作环境两眼一抹黑,曾经还闹过笑话:在一次消防安全会前,大家都候在休息室里,一位副市长走了进来,很随意地与我招呼握手,我因不认识他,竟脱口问了一句“您贵姓啊”,旁边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声说,这是某副市长呀,我窘不待言。所以黄菊同志这次与我约谈,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副秘书长来说,是十分受用的,好像是一次上岗前的培训。

记者注意到,在步森股份4次停牌过程中,深交所及浙江证监局至少6次发出问询函或关注函,询问大股东安见科技的股权质押情况、刘钧受让股份背景等情形。

此刻,我急迫地等候在机坪的廊桥上。黄菊同志是我的老领导,他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闪现。代表市委到机场迎接的是市委常委、市委秘书长尹弘同志,我是闻讯赶来的。廊桥慢慢移动,对接已经落地的飞机舱口。突然有个机场人员匆匆赶来,通知我们暂离廊桥,退回候机室。我正在疑惑,飞机上的马弘同志给我发来一条短信,马弘同志是黄菊同志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,他这次陪同黄菊同志夫人余慧文赴京护灵。短信告知:飞机已经降落,护灵人员一行准备等其他旅客离机后最后下机。我明白了,让我们退离廊桥是为了不影响其他旅客正常下机,而这正是秉承了老领导在世时“不扰民”的一贯作风。

2000年初,我从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市公安局长岗位上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,黄菊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,我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同一个班子里工作。黄菊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,“康办”的大楼里,他的办公室灯光总是亮到很晚,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左右才离开,办公厅的干部在他影响下,也都挑灯夜战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他办公室里商量工作,已是夜里11点钟,电话铃响了,是夫人余慧文来的电话,黄菊同志拿起话筒,歉意地回答:“我就快好了,马上回来。”挂上电话,他回过头来笑着跟我说:“我没睡觉,她是不睡觉的。”办公厅的干部告诉我,像这种情况,他们碰到过多次了。

黄菊同志出生在上海,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,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,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、大发展、大变化的时期,他呕心沥血,带领上海干部和群众,为上海的经济、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根据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请求,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,将黄菊同志灵盒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安葬,圆了亲人们的梦,入土为安。

如今,这位老人对东湖最美好的记忆,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当时的东湖曾是武汉6家自来水厂的水源地,湖的东北边一大片芦苇荡,站在长天楼上,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野鸭、大雁在湖面上飞起,“在三年困难时期,划个小船,去湖里捞螺蛳、捉小虾,每天都能捉到一两斤小虾。”

中民保险网的业务员小枫告诉记者,“百万医疗险”其实是报销型医疗险。这类医疗险分两种,一种是按社保目录范围报销,另一种是突破社保报销范围进行报销,覆盖自费药品和治疗项目,“百万医疗险”就属于后者。

黄菊同志是2007年6月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。这年5月下旬,上海市委召开第九次党代会,我因年龄原因从市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。5月31日,黄菊同志病情不好,报经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后,我专程赶去北京协和医院探望他。傍晚时分,我走进病房,里面气氛十分沉闷,黄菊同志已呈昏睡状,夫人余慧文等人陪伴在旁,一脸愁容。我们相视无语,沉重地握了握手。医疗专家组告诉我们,首长情况极其不好,我知道此刻再多的安慰话都是多余的了。余慧文同志克制感情简要地向我介绍这些天的抢救情况。在黄菊同志患病后的整个医疗过程中,夫人余慧文日日夜夜随侍左右,精心护理。她研读了很多有关医药书籍,先后参加了很多次会诊,上网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,我觉得她已经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,平时居然可以与医生们专业对话,探讨治疗方案。我虽然身在上海,但对黄菊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注。2006年初,黄菊同志得重病后,我曾多次往返北京探视,他总是坦然以对。这年10月,我专程赶到北京,接他返回上海,在华东医院接受治疗,前后有4个多月。那段时间,他的病情相对稳定,我也常去陪他,其实他也知道死神一直在追他,他感到疲惫衰弱,时有隐痛,但十分坚强,仍不断操心工作,多次在西郊宾馆接待中外来宾,甚至往返北京参加全国性的重要会议,我很敬佩他的意志和执着。所以余慧文同志对黄菊同志病情的介绍,我是清楚的。但始料未及的是,我刚到协和医院的第二天,也就是6月1日,黄菊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,估计难熬过这一二天。考虑到这一情况,我立即在医院里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,并继续留在医院照护。入夜,病人生理机能已只能靠机器维持,约半夜11点,有通知来,中央高层领导要来作最后的探望。约子夜1点,前来探望的多位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已先后离去,此时已是6月2日,我又匆匆赶回二楼病房,与黄菊同志家人一起守候在病房旁。2点零3分,医院正式宣布,黄菊同志逝世。余慧文同志悲痛欲绝,大家相继劝慰。这时我才知道,就在一周前,余慧文同志已在协和医院的病理解剖志愿书上签了字,遵照黄菊同志遗愿,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,以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。

今年是黄菊同志逝世九周年,我作为一个得益过他许多教诲和帮助的老部下、老同事,回忆这些自己亲历的往事,十分心暖,记载下来,也是对他的一种缅怀和纪念。

记得那段时期,兄弟省、市常有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来考察、学习,地、市级党政代表团来的就更多了,中央媒体也陆续刊登了不少介绍上海经验和做法的文章,有些上海干部有点飘飘然了。我清晰记得,黄菊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,很严肃地提醒大家:上海的今天来之不易,一靠中央正确领导,二靠兄弟省市大力支持,三靠上海人民拼搏奋斗。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,要多做少说,只做不说。“多做少说,只做不说”这句话很快就成为上海干部的警戒之语,时至今日,我还会听到有些干部脱口而出。

8月31日,交完学费的莫先生,带着儿子来到廉江五中报到。然而报到当天发生的事情,让他觉得不对劲。

新世纪初,上海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,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,经济社会持续10多年健康、快速发展,上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,呈现出“心齐、劲足、气顺”的大好局面。“心齐”是指市委总揽全局,协调各方,市级四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谋划上海发展;“劲足”是指中层的局、处级干部奋发有为;“气顺”是指人民群众心情舒畅,社会和谐。10年前后的几个数据比较很能说明问题:1990年全市GDP总量是756亿元,2001年达4950亿元,增加6.55倍;199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2180元,2001年达12880元,增加5.91倍;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6.6m2,2001年达12.1m2,增加1.83倍。黄菊同志当时在各种会议上多次鼓励上海干部,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,一定要立足工作大局,站高一步,想深一步,看远一步,坚持不懈推进上海的改革开放事业。

据介绍,江西成立了由省林业厅具体牵头负责,由省公安厅、省综治办、省财政厅、省监察厅等部门和南昌、九江、上饶、抚州市政府分管领导参加组成的“越冬候鸟和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协调小组”。

黄菊同志去世后,有一位浦东新区的老领导动情地跟我说,他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初期废寝忘食地工作,几乎每年都要生一场病,住院治疗。黄菊同志年年都到医院去探望他,有一次还送给他滋补品,使他备受感动。黄菊同志关心爱护干部的例子很多很多,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,你现在分管干部工作了,要多找干部谈心,对干部既要严格要求,又要关心爱护。又说,干部也是人,越是忘我工作的干部,越容易积劳成疾,组织上越要关心他们。黄菊同志的这些话,我听了很受教育,也一直在我日后的工作中引以为训,格外注意关心那些忘我工作的干部,关心他们的家庭和身体,以及对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的妥善安排。

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,黄菊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,日理万机,居然不用任何提示,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,一一道来,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,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。这些社会矛盾,大多涉及最基层的工人、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,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,本子上清楚地记着:50年代上海赴江西垦民;60年代赴疆支青;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返乡人员;“文革”期间支内职工;上山下乡知青;大三线职工;上海绣花女工;落政人员;农民征地工;下岗工人;动拆迁……一共有十五类。他讲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“文革”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,专门解释了“支青”和“知青”的政策区别,以及矛盾所在。讲到上海绣花女工时,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黄菊同志告诉我,50年代后期,上海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,外包给市区的家庭妇女,她们到工厂领料,用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,按件取酬,被称为“绣花女工”,鼎盛时期多达2000多人。到了80年代,出口生产任务严重不足,工厂亏损,逐步减少了这种外包形式,这些妇女停产后在家无事可干,家庭收入受影响,且都已年近60岁,于是就到市里上访,进而静坐、绝食,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享受“劳保”和“养老金”。黄菊同志动情地说,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是一定要解决的,但现在政策不能开口子,类似的问题太多,牵一发动全身,目前只能通过帮困,个案解决。

2015年11月29日下午3点55分,自北京飞往上海的MU5114航班徐徐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,黄菊同志的灵盒随着这架航班回沪。黄菊同志去世距这天已经八年多了,他的灵盒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一直栖存在北京八宝山,这天就要回上海了,圆了古人所言,魂归故里。

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,黄菊同志为人低调、谦虚,行事严谨、规范,哪怕是一次与部下的约谈,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。黄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,熟知民众疾苦,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,谈到这些社会矛盾时,心情显得十分沉重,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。他从1996年起,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,用于帮困助学;2002年底,在赴中央工作前,还一次性捐了3万元,这些善举都不是偶然的。

新华社合肥1月9日电(记者鲍晓菁)记者从安徽省委办公厅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获悉,日前该省印发《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》,提出将食品安全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,实施食品安全战略,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不力、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党政负责人,将受到处分。

据介绍,在这些重点工程项目中,共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88个,如延庆冬奥村等冬奥会相关项目;再如,太行山绿化三期等生态环境联防联治项目。

除了被网友骂翻,当晚在现场的“红牌小姐”也其中一位KIKI也“打脸”陈致中。她表示,在接到电话后带着另一名女性朋友前往该招待所,一共5人在包厢内吃饭聊天,其中有一名“头发尖尖、很少开口”的男子。虽然KIKI表示不认识他是谁,但《镜周刊》报道称,此人就是陈致中。

据介绍,此次共招聘两个职务,分别为电话客服和情感顾问。其实电话客服的主要任务,就是将客户通过电话邀请到店里面进行面谈。情感咨询顾问则需要了解客户信息,并签单。

    去年,《成都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(2017-2035)》编制完成,此轮规划对标目标是曼彻斯特和广州,遵循东进、南拓、中优、北改、西控城市空间布局战略,服务于打造“世界赛事名城”“全国全民健身引领城市”“国家竞技人才基地城市”“体育产业发展特色城市”的城市体育发展目标。

“国有能源企业是典型的垄断性企业,权力运行相对比较封闭,因此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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